使鹿鄂温克族

　　鄂温克民族发源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贝加尔湖沿岸，目前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民族分为三支：在讷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的“索伦”鄂温克族、在草原上从事游牧的“通古斯”鄂温克族和在根河市敖鲁古雅乡从事狩猎和饲养驯鹿的“雅库特”使鹿鄂温克族。其中，使鹿鄂温克族的人数最少。

　　“鄂温克”在鄂温克语中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敖鲁古雅”为鄂温克语中“杨树林茂盛的地方”之意。敖鲁古雅鄂温克人传统上以狩猎为主。由于敖鲁古雅鄂温克人在生活、生产中大量使用驯鹿，所以他们又被称为“使鹿部落”、“使鹿鄂温克族”。

　　鄂温克猎民住的圆形帐篷，汉语称“撮罗子”，由若干根桦木杆或柳木杆搭成框架，夏、秋季外面覆盖干草、芦苇或桦树皮，冬、春季围盖兽皮。鄂温克民族绝大部分信仰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萨满教认为，萨满（巫师）是人和神的联络者。

从上至下：《雨果的假期》剧照，雨果拒绝妈妈的亲吻，因为妈妈身上都是酒味。

《乌珠穆沁的萨满》剧照，草原上的萨满。

《雨果的假期》剧照，“中国最后的酋长”玛利亚·索。

《雨果的假期》剧照，秋日森林夕阳里的驯鹿。

　　早报记者  黄小河 

　　在去年10月举办的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一部讲述中国使鹿鄂温克族生活的纪录片《雨果的假期》获得了“亚洲新浪潮”单元的最高奖——小川绅介奖，颁奖词赞美这部影片“以其优秀的视点和影像，推进了当今纪录片的发展进程”。

　　今年2月17日，《雨果的假期》在外滩美术馆放映，该片讲述了13岁的鄂温克族少年雨果，因为丧夫的母亲柳霞酗酒而无力抚养自己，在社会的资助下被送到了无锡免费接受教育。在一个冬天的假期，雨果回到了家乡——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定居点，面对酗酒的妈妈、诗意的舅舅、浩瀚的森林和熟悉又陌生的使鹿鄂温克族的生活方式，城市里长大的雨果有些不知所措……

　　放映结束后，早报记者专访了该片的导演顾桃。这位质朴的北方汉子从小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那里一出门就可以看到大兴安岭的山。画家或者摄影师跨界做了纪录片导演，顾桃不是第一人，从美术、摄影到纪录片，在以多种艺术形式关注北方少数民族原始生态的艺术家里，顾桃算是最“不安分”的。

　　当然也有人质疑他作品中充斥了太多酒精和暴力。他解释说，喝酒是因为猎人失去了猎枪，牧民失去了草原；喝酒能够暂时逃离悲伤，也能挥发出动人的诗歌；打架也不是暴力，因为这不是为了伤害彼此，更不是因为仇恨，这是童真的表现，是一个民族的真性情，“而这一切正是我这个记录者能够真实呈现的原始状态。”

　　顾桃曾用8年的时间拍摄了15000张蒙古人的肖像，用这些肖像图片制作一幅成吉思汗的观念摄影作品《蒙古表情》，慢慢地他发现北方少数民族有一种悲壮的美——他们既乐观幽默又内心苦闷。顾桃嫌用照片表现太苍白，终于选择制作纪录片。《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神翳》……这些以关注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生存状态的纪录片为顾桃赢得不少掌声。2008年，为旅游卫视《行者》栏目制作15集原生态纪录片《敖鲁古雅的养鹿人》一经播出，引起了社会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关注。 

　　在采访中，顾桃不断地重复自己骨子里的北方性情，在他看来，蓝天白云、美丽的草原、茂密的森林并不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本质，“他们身上特有的是一种大自然赋予的悲伤感，这种悲伤感是与自然紧密不可分的，也是与这个时代紧密不可分的，但那不是无力的，是非常有力量的。”

　　追随父亲的足迹

　　东方早报：使鹿鄂温克族据统计只剩下200人左右，若干年后，也许我们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他们曾经生活的影像？

　　顾桃：是（沉默许久）……这个人数是包括与外族通婚、杂居在各地的鄂温克人的人数，真正还在猎民点的也就只有40多人。禁猎让族人痛苦不堪。族长玛利亚·索说：“没收了我们的枪，就等于砸了我们的饭碗，我做梦都在哭……”

　　东方早报：山上已经没有猎物可以打了，下山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顾桃：大众一直有个误区，认为山上的动物都是被猎民打光了，其实都是偷猎者干的！驯鹿都是野生的，族人要去山上找鹿来养，而偷猎者就会在鹿群经过的地方下套把鹿套住，鹿一旦被套住，很难存活，只能就地处死。

　　族人其实很少会杀自己的鹿，他们对大自然是有敬畏心的，他们不会去打母鹿，只会打些老弱病残。他们也不叫“打猎”，而是叫“狩猎”，像“采集”是源于猎民的叫法，而“跑山”是汉人的叫法。这都足以表明，族人对于大自然是有取舍的，而近几年山上的动物没了，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为此感到悲伤。

　　东方早报：你父亲顾德清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去了敖鲁古雅，跟随过鄂温克族人狩猎，拍摄过一系列珍贵的照片，还出了一本《猎民生活日记》，你的拍摄过程几乎是跟随着父亲的足迹？

　　顾桃：嗯，其实我父亲当年去的那个部落就是玛利亚·索的部落，所以我再去时也比较熟络，拍摄也就比较顺。

　　他当时拍了很多照片，那时候族人还有枪，还可以狩猎。后来父亲老了，老寒腿跑不动了，我看着很心酸，就有了这个想法，去他原来走过的那些地方，把那些老景儿、老人儿拍回来给他看看，这是触动我去干这件事儿的由头。

　　我去了以后才发现，山上变化太大了，2003年国家搞生态移民计划，鹿和人都搬迁到山下安置点去了，从前我父亲的朋友大部分都不在了，我只好拍了他们的后代回来给我父亲看，之后我觉得照片太苍白了，活生生的影像才更加真实！

　　虽然我是满族人，但我觉得我骨子里流淌的就是蒙古族人、鄂温克人的血。别人总问我，哎，顾桃，去内蒙古什么季节去好，我只能说七八月份的草原、森林美，因为他们是去旅游的心态，而我认为哪个季节好都不重要，我关注的是人。

　　东方早报：《敖鲁古雅·敖鲁古雅……》落败于上一届山形电影节，而其延伸出的作品《雨果的假期》却在这一届获了大奖，能说说这背后的故事吗？

　　顾桃：《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的结尾，维加（《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的主人公之一，一个酗酒的天才画家）有一句旁白：“在这个时代，狩猎文化消失了，惭愧万分……”这句话，可能让评委误认为是我刻意让维加说的，如果一部纪录片有了导演的观点，似乎违背纪录片真实记录的原则。其实（对此原则的理解）因观者而异，那句话并不是我刻意加上去的，是维加自己的感叹，只不过因为变成了旁白，看上去像是有了设计。

　　后来《雨果的假期》获奖，我没想到，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拍得有多好。当然，《雨果的假期》得到了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MIDA导演计划”的资助，用了好机器，镜头质量肯定比之前好多了，但我认为可能重点在于，我没停，坚持拍了下去，这种精神应该是他们最为肯定的地方。

　　东方早报：那段《敖鲁古雅·敖鲁古雅……》的结尾，你现在觉得如何？

　　顾桃：（笑）我还是觉得那样好，毕竟只有我当时在现场，这点我还是比较固执的。

　　记录两代人的情感冲突

　　东方早报：《雨果的假期》中对母子关系的描写很诗意，柳霞随口就为儿子编了首诗。在母子离别的段落里，为什么使用了大量重复的镜头？

　　顾桃：诗意是这个民族本身所具有的天赋，其实片中的很多镜头都是我想不到的，我也没办法去设计。我一直认为生活是简单的，情感也是如此，本能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我原本没有想过要拍这部片子，拍《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时，柳霞想孩子，我就想了却她一个心愿。她一直这么喝酒，我生怕她再也见不到孩子，我就去无锡把雨果接了过来。刚开始我想，他无非就是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没什么稀奇，可是眼看着车快到大兴安岭边上，雨果的眼神就不对了，他的状态已经亢奋了！我想，这就是大山的孩子，使鹿人的孩子，他始终是要回去的，他的根在这里，于是才有了后来的《雨果的假期》。

　　东方早报：你的片中经常会出现两代人情感上的冲突，上一代人表现出绝望和悲凉，下一代人似乎更能接受现实，就像雨果总结狩猎一天的“喜怒哀乐”。

　　顾桃：没错，时代的变迁是不由人控制的，每一代人所面临的状况，肩负起的责任是不同的。雨果是个乐观的孩子，他呈现出的就是积极的一面、敢于面对的一面。但我知道，柳霞他们虽然悲伤，但也有盼望，柳霞现在已经戒酒了，维加也剃了头，他们内心里还是充满希望的。

　　这种情感冲突也是必然的，就像我最近在拍摄的片子《乌珠穆沁的萨满》。主人公是父子俩，他们家因为政府要修铁路、草场被征用，6年前从大草原迁到了城里，父亲是离不开草原的蒙古族萨满（萨满教对“能和神交流的人”的称呼），儿子却在为政府做着劝牧民搬家的工作，两个人的关系很尴尬。

　　这位大萨满其实是个很厉害的人，他经常能够梦见龙蛇虎豹，别人家在草原上丢了羊找不回来是常见的事儿，可是他们家的羊每次丢了都能找回来，他就有这个预感，朝什么地方去就能寻见。他原来并不知道自己是萨满，后来去了外蒙古找师傅，才知道自己是“大国师”的后代。这次是因为要找动物的毛，并且找的都是狮子老虎的毛，只能去动物园，所以我带他去了北京。这段旅行非常有意思，我都拍了下来，在草原上无所不能的萨满到了大城市，却被各种各样的现代化设施弄得不明方向，他在机场过安检时，真的是不知所措，特别有意思。

　　东方早报：这部片子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顾桃：大概明年应该能制作完成了，与此同时，我还要把《成吉思汗的守陵人》的后续部分完成，那个片子也是讲草原几代人的变迁的。

　　看《阿凡达》也会哭

　　东方早报：你曾调侃自己拍纪录片是误入歧途，现在你在这“歧途”上似乎越走越远，有没有想过自己仍旧欠缺什么？

　　顾桃：欠缺沉静感，我的态度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时间能够再游刃有余，片子中的架构可能会更好，这都是因为我通常会同时拍几部片子，但是一拍就是三四年，所以你会看到我同时出了两到三部。

　　这还是急躁了些。我其实很佩服徐童，他可以为了一部片子待在那儿四年，这是我做不到的。我在山上待上几个月，北京这边的事情又牵动着我必须离开，所以我应该让自己更沉静。

　　东方早报：艺术上粗糙是“跨戏”的坏处，有利的是可以在同一时间内抢救式地留下了更多的影像。

　　顾桃：没错，这个确实是很矛盾的事情，就好比草原上制作马头琴的老手工艺人、《神翳》里的萨满关扣尼，这些人随时都可能就去世了，等你有时间了想起来去拍，已经拍不到了。这也是纪录片常提到的不可预知性。

　　东方早报：其实像鄂温克族这样的北方少数民族经常被写进歌曲、影视剧，在艺术创作上常常呈现出蓝天白云的神秘美景，为什么在你的纪录片里却凸显了沉重甚至悲凉的味道？是你选择的角度问题？

　　顾桃：我其实非常不喜欢有些艺术家、歌唱家写出、唱出的那些蓝天啊、白云啊、美丽的草原啊，那并不是北方民族的本质，这些被过分渲染的表面的东西是脆弱的。

　　而你跟随这些族人生活过，你就会知道，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是一种大自然赋予的悲伤感，这种悲伤感是与自然紧密不可分的，也是与这个时代紧密不可分的，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异常敏感，外人是体会不到的。

　　就像我看《阿凡达》，刚开始的半个多小时，我快要睡着了，可是当那一群人围着树母在祈祷时，我突然醒了，最后我竟然哭了，这就是我说的悲伤感，也就是敬畏心，但那不是无力的，是非常有力量的，我常说我的优势在与生俱来的孤独和悲伤感，所以我在我拍摄的对象上也能迅速地发现这一点，那种气息是相连接的。

　　我记得我父亲对我说过，“人生如履薄冰”，我北漂了10年，搬了8次家，可是这么多年，我仍可以选择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虽然这很自私，但纪录片我依旧会做下去，因为在这里面我才能够拥有力量。

　　顾桃

　　1970年生于内蒙古，1995年毕业于内蒙古艺术学院绘画系，2000年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修习摄影。2005年开始拍摄纪录片，作品有《我的身体你做主》（2005）、《呼麦北京》（2006）、《中国行为》（2006）、《地下天堂》（2007）等。他拍摄关于鄂温克族的纪录片《敖鲁古雅·敖鲁古雅……》（2007）获第16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 最佳自然类纪录片金奖，同题材的纪录片《雨果的假期》获得2011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的最高奖——小川绅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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